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报告

发布机构:中国投资协会、《环球》杂志、标准排名、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第一部分,报告编制背景

(一)中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49年末的10.64%提高到2018年末的59.58%。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建立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家发改委等15个部门组成。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分析城市发展当前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型城镇化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城镇化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城无产不兴,产无城不立。依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入“下半场”的中国城镇化正不断释放出旺盛的内需潜力和蓬勃的发展动能。

2019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重点任务》),要求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重点任务》再次强调了城市群-都市圈-中小城市-特色小镇的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框架,试图通过转变城市发展观念,优化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人口、产业在这一空间格局内的再分配。

首先,要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中央已有部署安排。

第二,有序推动成渝、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

第三,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开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策源地。在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要以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为导向,统筹优化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宜业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绿色城市。

(二)政策持续驱动

中央层面对于绿色发展的理念非常重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件出台,明确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工作思路,生态理念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讲,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恢复和构建绿色城市,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发展目标,并正在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趋势。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再次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要深刻认识城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也为绿色城市的发展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同时,国家各部委也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进行广泛探索。2012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整合了低碳生态城镇试点工作和绿色生态城区示范工作,统称为“绿色生态示范城区”;2012~2014年批准设立3批19个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并于2012年优选8个绿色生态示范城区给予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改善民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只有将建设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建成绿色生态宜居城市。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是中央在深刻把握运用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城镇化空间布局作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加快推进。

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城市将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绿色城市发展道路。

(三)“城市病”不可忽视

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承载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一些城市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治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公共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城市风貌特色不够鲜明,交通拥堵、街区内涝等“城市病”也逐步显现。

例如,一些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耕地被占,导致出现人地矛盾;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问题突出等。

这些问题使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建设绿色城市,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

构建绿色城市,需要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多规合一”,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完善新时期建筑方针,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

要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加快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高度重视做好建筑节能。

要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城市公共管理,全面提升市民素质。推进改革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城市的发展需要迭代升级。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正从增量模式转为存量模式,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随着城市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旧城区中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片区会越来越多,于是有了城市更新。简单地说,城市更新就是“对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片区按照城市规划进行相应的改造”。

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史来看,城市更新最早是指清拆贫民窟-旧城区改造-社区更新。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更新的理解局限在城市建筑的拆除与改造新建上。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城市更新的内容已不再仅仅局限在建筑更新上,其更重要的使命是城市的环境更新、产业更新,以及人的更新。

也就是说,城市更新的模式应从粗放的“大拆大建”转向“绣花式”的精细化微更新。

通过城市更新,将被转移的产业、被荒废的低效资产复活,并成为城市创新产业高地,比如从原电子工业区更新而来的北京798艺术区、从老纺织机械厂变身而来的广州T.I.T创意园、由原红光电子管厂改造而来的成都东郊记忆音乐公园等。

有些城市已将城市更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动城市的更新发展。2019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年内将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推动151个老旧小区微改造、10个旧村改造、50个旧厂改造项目。据悉,该年度广州有实质性进展的旧改项目为37个,合计面积745.85公顷。

随着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利用对城市功能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城市功能升级需求,城市更新已成为绿色城市发展的主要途径。

第二部分,绿色城市评价模型

1.数据统计时间范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部分数据为2017年全年数据。

2.原始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发布的公报,各省、市公布的统计年鉴以及全国169个城市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绿色城市指数=人居舒适系数+空气质量系数+水治理系数+噪声系数+绿色交通系数+医疗卫生系数+能源消耗系数+废物再利用系数+经济发展系数+财政管理系数,每个系数满分均为10分。

4.10大系数共包含14个参考指标,每项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正向指标最大值取满分,反向指标最小值取满分,按照正态分布曲线上离散程度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得分。

5.发布机构:中国投资协会、瞭望周刊社《环球》杂志、标准排名、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

第三部分,中国绿色城市发展现状

(一)东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下称“GDP”)为90.0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称“人均GDP”)为64644元,按汇率折算为9768.8美元,为美国人均GDP(5.99万美元)的16.36%。

标准排名对生态环境部重点监测的169个中国城市数据的监测和调研显示,2018年约有74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全国人均GDP,在所有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43.79%;有超过56%的城市人均GDP不及全国人均GDP。

相比之下,东部城市的人均GDP要高于中西部城市。其中,深圳依托人口红利实现了18.96万元的人均GDP,可谓独领风骚;紧随其后的是无锡,约为17.43万元,排名第二;苏州则以17.25万元夺得第3。

在前三甲中,江苏省有两个城市上榜,这与江苏省整体工业较为发达不无关系。

人均GDP超过15万元的城市共有6个,排名第四至第六的是珠海、广州、南京,这3个城市的人均GDP在15万~16万元之间。

人均GDP在10万~15万元(不含15万元)之间的城市共有24个,包括常州、北京、杭州、武汉、上海、长沙、宁波、青岛、镇江、佛山、扬州、天津、厦门、南通、中山、泰州、大连、绍兴、淄博、济南、舟山、嘉兴、福州、郑州。

人均GDP在3.8万~5.5万元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约为38个。其次是5.5万~7.2万元之间,约为32个城市,同样城市数量的区间还有2.2万元~3.8万元之间。

在监测的169个城市中,安徽省阜阳市以2.2万元的人均GDP排在最后一位。

从四个一线城市的排名来看,深圳、广州、北京均排名前十。其中,广州排名第5位,不及深圳;北京排名第8位;而上海仅排名第11位,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上海又遥遥领先,超过其他一线城市。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比2017年名义增长8.7%。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标准排名对169个中国城市数据的监测和调研显示,2018年约有58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8228元,在所有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34.32%。这也意味着,有超过65%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全国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总体而言,一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超其他城市。上海以64183元位居榜首,北京则以62361元居第2,深圳凭借57544元成为探花,而广州以43001元仅排名第22位。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9万元的城市共有12个。在上海、北京、深圳之外,杭州、南京、宁波、厦门、无锡等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5万元,佛山、绍兴、东莞、舟山等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4.9万元。

从集中度来看,约有71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万~2.5万元之间,有31个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5万~3万元之间,两者在标准排名全部监测的169个城市中的占比为60.36%。

值得关注的是,该项排名榜尾的忻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6万元,是榜首上海的1/4。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城市。由于东部地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诸多领域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因此该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并保持领先地位。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之间的城市发展差距将不断缩小。

(二)六成城市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7000元

标准排名对169个中国城市数据的监测和调研显示,一线城市的财政管理能力较强。

其中,上海以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万元拔得头筹,深圳以2.71万元居第2位,北京以2.69万元列第3位,而广州则以1.1万元居第23位。整体来看,上海、深圳、北京等三个一线城市的差距不大。

财政收入被视为一个行政区域的重要硬实力,决定着该区域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等方面的投入。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由于人口集聚效应,整体的财政收入总量更为可观。

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入前十名的城市,除上述3个一线城市之外,还有苏州(1.98万元)、长沙(1.89万元)、杭州(1.86万元)、厦门(1.84万元)、珠海(1.75万元)、南京(1.74万元)、宁波(1.68万元)。

这些城市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均位于长三角地区,而深圳、厦门、珠海等位于东南沿海,仅有北京位于北方地区,长沙位于中部地区。

有分析人士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综合实力最强的都市圈,自然也诞生了诸多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纷纷落地,将给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标准排名研究发现,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万元的城市数量约为27个,占所监测城市的比重为15.98%。

除上述前十名城市外,还包括芜湖、拉萨、无锡、武汉、青岛、乌鲁木齐、天津、舟山、常州、郑州、东营、嘉兴、广州、湖州、合肥、济南、大连。

而周口以1490元的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居169个城市的最后一名,与排名第1的上海相差18.68倍,这也反映出财政收入存在的地域不平衡性。

此外,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489~4273元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67个,占所有监测城市的比重为39.64%;在4273~7056元之间的城市数量为44个,占所监测城市的比重为26.04%。

(三)83个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平均值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环保事业逐渐发展壮大,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断推广林荫道路、立体绿化、绿道绿廊和郊野公园等建设,使中国城市绿色空间得以全面拓展。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约为14.01平方米,比2010年增加2.8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0.9%,比2010年提高2.3个百分点。

从标准排名监测的数据来看,在2017年约有83个城市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了全国平均值,在169个城市中的占比为49.11%。

其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城市有11个,分别为东营27.9平方米、承德24.46平方米、东莞24.23平方米、广安23.32平方米、泰安22.78平方米、广州22.67平方米、日照21.74平方米、德州21.51平方米、莱芜21.13平方米、临沂20.19平方米、肇庆20.11平方米。

此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在11.83平方米~14.44平方米之间的城市数量较多,约为59个,在169个监测城市中的占比为34.91%。

同时,包括上海、武汉、哈尔滨和长沙在内的12个城市,2017年底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却低于10平方米,上海更是以8.19平方米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在169个城市中位居倒数第3。

值得关注的是,位于前三甲的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超过24平方米,且这3个城市都比较注重绿色人居环境的建设。

以排名第1的东营为例。2016年,东营市为贯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和人居环境,制定了2016~2018增绿计划总体规划方案。方案指出,以推进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为重点,集中三年时间,着力增加林木资源总量,提高质量效益,改善生态环境,逐步实现“城市森林环抱、乡村绿树掩映、路河浓荫庇护、农田林茂粮丰、厂矿鸟语花香、沿海林水相依”的具有黄河三角洲特色的绿色生态风貌。经过两年努力,东营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了显著提升。

综合来看,近年来中国的国土绿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国土绿化工作还需把握新时期推进国土绿化的原则要求,不断提高国土绿化的质量效益;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还需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以大工程带动国土绿化工作大发展;义务植树工作还要进一步深化,不断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城乡造林绿化发展依然不平衡,需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工程,创建绿色生态乡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资源管护有待加强,绿色产业还需加快发展。同时,要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加快国土绿化步伐,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

(四)深圳和北京公共交通最便捷

随着城市规模日益壮大,公共交通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中国正全面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倡导绿色出行。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拥有公共汽(电)车67.34万辆,比上年增长3.4%;全国拥有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60590条,比上年增加3804条;运营线路总长度119.9万公里,增加13.01万公里。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市间的公共汽(电)车实有营运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标准排名监测的169个城市数据来看,深圳以364人/辆公共汽(电)车成为公共交通最便捷的城市,北京以841人/辆公共汽(电)车位居第二,厦门以906人/辆公共汽(电)车成为探花。

长沙和南京的公共汽(电)车也低于1000人/辆,而广州为1003人/辆,杭州为1013人/辆;石家庄的公共汽(电)车达1911人/辆,南宁超过2029人/辆,山城重庆则以3413人/辆成为公共汽(电)车最“拥挤”的城市;在其他一些省会城市,公共汽(电)车也较为拥挤,其中长春1713人/辆、福州1617人/辆、郑州1460人/辆、太原1590人/辆、南昌1502人/辆、哈尔滨1444人/辆。

《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指出,到2020年,初步建成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随着城市公交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购买城市公交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制度建设和落实取得实质进展;城市公交供给侧改革取得突破,服务针对性和精准性显著提升,优选公交成为出行习惯,广大群众的出行也将更安全、更高效、更舒适、更便捷。

未来,在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城市公共交通将迎来更加有序、健康的发展,行业前景也更加明朗。

与此同时,各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也如火如荼,未来乘坐地铁也将成为城市绿色出行的亮丽风景线,地铁将成为城市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南方城市空气质量普遍比北方优良

近年来,中国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铆足了劲,从多个污染物排放源头入手,多措并举进行精细化监测和治理。短短几年时间,各个城市大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减少。

从标准排名监测的数据来看,海口的城市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4.26吨/万人,成为生态环境部重点监测的169个城市中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的城市。北京以24.97吨/万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成为污染物排放量第二少的城市,广州以28.97吨/万人排名第3。

而呼和浩特则以715吨/万人的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成为人均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城市,太原以400吨/万人的废气污染物排放量紧随其后,乌鲁木齐373.5吨/万人成为污染物排放量第三高的城市,哈尔滨、西宁和银川的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也超过300吨/万人。

有分析人士认为,冬季寒冷的西部和东北城市,由于需要更长的供暖期,也就会消耗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废气。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全面开展,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提高,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从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来看,2018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3.96~4.38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34个;在4.38~4.79之间的城市数量次之,约为23个;在4.79~5.21之间的城市数量居第3,为22个。

而居169个监测城市中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海口(2.49)、惠州(2.5)、张家口(2.79)、舟山(2.87)、昆明(2.945)、丽水(2.955)、内江(3.04)、黄山(3.107)、深圳(3.147)和福州(3.192)。

除张家口外,位居前十的空气质量优良城市均位于南方,这与其所处的地域条件密切相关。

大气污染主要由污染源和扩散条件决定,其中扩散条件包括地形条件和气象条件两方面。

从污染源方面来看,北方和南方城市的差别主要集中在燃煤、土壤灰尘等,土壤灰尘主要指沙尘和本地扬尘。

由于北方气候干燥、地表植被覆盖率较低、水土固着差,沙尘携带的细微颗粒物在空气中可以滞留很久,更易在城市中形成雾霾天气。而南方城市因为湿润多雨,扬尘等不及北方严重,此外多山地,容易形成局部对流,在无强气流的情况下,扩散条件要优于北方。

在多方治理下,全国空气质量逐年提高,重点区域细颗粒物浓度显著下降。

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48%、39%和32%。

其中,北京市PM2.5浓度大幅下降,从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51微克/立方米,降幅为43%。

经过20年的持续推进,北京市与燃煤直接相关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已从1998年的120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018年的6微克/立方米。但空气质量改善工作并非一劳永逸。北京市仍要聚焦重点、压实责任,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狠抓督察检查整改落实,同时以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为重点,防止环境问题反弹,不断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六)城市节水和污水治理能力差距较大

衡量城市节水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人均全年用水量。

2018年,海口市的人均全年用水量最低,仅为102.51立方米;其次为厦门,约为102.68立方米;第三为朝阳,为135.87立方米。

其他人均全年用水量低于200立方米的城市还有舟山(138.11立方米)、深圳(156.07立方米)、长治(161.19立方米)、太原(176.86立方米)、葫芦岛(178.42立方米)、北京(181.51立方米)和温州(192.54立方米)。

重庆、台州和广州等10座城市的2018年人均全年用水量位于200~300立方米之间,而岳阳、铜川、宜春等城市的人均全年用水量超过600立方米,宜春更是高达768立方米。

衡量城市污水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

研究发现,大同的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为10.66吨/人、忻州为37.02吨/人、眉山为38.3吨/人,成为人均城镇废水污水排放量最少的3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3个城市中大同、忻州同属于内陆省份山西,而因峨眉山得名的眉山市属于山区城市,同样较为缺水,这三个城市在节水、治水方面也较为突出。

与以往相比,大同市的城镇污水排放量得到了有效控制。2018年,大同市政府发布的《大同市水污染防治2018年行动计划》指出,狠抓工业污水防治,对现有工业企业的废水治理设施全面提标改造,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装自动监控在线监控装置,完成焦化、化工、制药等重点行业专项治理方案中的年度任务,严格落实《山西省节能减排实施方案》。

与此同时,大同市还强化了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具体措施包括对桑干河流域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限期提标改造;提高污水处理厂冬季出水水质;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率;加强8个重点镇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强化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等。

此外,废水污水排放量较少的城市还有乌鲁木齐(46.43吨/人)、吕梁(50.02吨/人)、锦州(54.88吨/人)、合肥(55.18吨/人)、重庆(56.37吨/人)、泰州(56.59吨/人)和阳泉(56.75吨/人)。

而佛山、湘潭和长春的废水污水排放量超过100吨/人,其中长春超过115吨/人,是大同的约10倍。

(七)大城市能耗相对较高

据国家统计局核算,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上升,2018年较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38%,但从2012年以来均属于低增速状态。

具体到各个城市,因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能源消费量亦不同。

标准排名监测的数据显示,2018年阜阳以1.26吨标准煤/人成为能源消耗量最低的城市,宜春以1.39吨标准煤/人排名第2,亳州以1.44吨标准煤/人位居第3。

根据正态分布模型测算发现,能源消费量在1.42吨标准煤/人~3.54吨标准煤/人的城市数量最多,高达78个;3.54吨标准煤/人~4.60吨标准煤/人的城市数量为34个,在169个监测城市中的占比约为66.27%。

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费量的依存度相对较高,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其能源消费量也相对较高。例如,深圳、苏州和无锡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超过10吨标准煤,广州达9.05吨标准煤,北京和上海也约为8吨标准煤。

随着“十三五”时期国家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明确要求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5年降低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加之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能源消费增速有望回落。

同时,在“一带一路”机遇下,中国正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加大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的能源消费量将有更大改善。

(八)40个城市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量低于0.73吨/人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固体废物排放量一度呈现爆发式增长,人均固废排放量已经超过某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受环保政策约束,各地对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作非常重视。2017年,中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达到18.1亿吨。

从标准排名监测的169个城市来看,2017年马鞍山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最高,为8.62吨/人;洛阳次之,为3.97吨/人;排名第3的是平顶山,为2.90吨/人。

除了上述3个城市,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前十的城市为乌鲁木齐(2.50吨/人)、忻州(2.48吨/人)、太原(2.36吨/人)、衢州(2.24吨/人)、苏州(2.21吨/人)、南京(2.13吨/人)、六安(2.00吨/人)。

从正态分布的测算模型中可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在0.14吨/人~0.73吨/人之间的城市数量最多,为40个;在0.73吨/人~1.59吨/人之间的城市数量居于第2,为25个。

根据上述数据,中国各个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较大,利用难度也大,这也增加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再利用的难度。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主旋律,一般及大宗工业固废的资源综合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之一。

因此,宏观环境长期利好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各城市需要围绕自身的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实现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的高技术含量、高品质、高性能及高附加值。

(九)噪声污染防治成为城市治理重点

《2019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联网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71万余件,其中噪声扰民问题举报23.6万件,占全部举报的35.3%,仅次于大气污染,排在第2位。

为此,各地方政府开展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绿色护考”行动等工作,针对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为改善声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

标准排名研究发现,拉萨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仅为48.2,在标准排名监测的169个城市中是最安静的城市;排名第2的是日照,为51;排名第3的是大同,为51.3。

其他进入环境噪声声效等级排名前十的城市还有济宁(51.5)、岳阳(51.6)、唐山(51.9)、荆州(52)、黄山(52)、长治(52.1)、德阳(52.2)。

从这169个城市来看,城市之间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相差较小。其中,有98个城市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1~60之间。

从正态分布测算的模型来看,环境噪声声效等级在52.68~54.05之间的城市数量占比最高,为33个;在54.05~55.42之间的城市数量占比第2,为25个。

从区域分布看,重庆、广西、陕西的噪声问题举报在本地全部举报中的占比均超过50.0%。

目前,各地继续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噪声法》中规定的四类噪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正积极采取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在北京、武汉、西宁、宜昌、渭南等城市,多家噪声超标企业被查处并要求按期完成噪声治理;黄石市治理噪声超标排放工业企业104家,关停55家,剩余49家整合成为8家后搬迁入园;宁波市通过对矿山企业实地检查及对周边居民走访沟通,排查出涉及群众关切的噪声问题400余个,已要求矿区全面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上海、太原、长治、吕梁、南昌、上饶、长沙、株洲、张家界等城市均要求在建施工工地安装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加强监管。

(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具有明显的刚性消费特征。因此,在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医疗服务需求通常会优先得到满足。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医疗服务需求持续释放。同时,中国卫生医疗资源持续增长,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标准排名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排名位于前三的城市分别为包头(120人/医师)、深圳(124人/医师)和宜春(133人/医师)。

其他进入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前十的城市还有三门峡(150人/医师)、东莞(155人/医师)、长治(159人/医师)、常州(159人/医师)、晋城(169人/医师)、海口(189人/医师)和大连(192人/医师)。

根据正态分布模型的测算,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在336人/医师~409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最多,为46个;在264人/医师~336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居于第二,为29个;在409人/医师~481人/医师之间分布的城市数量排名第三,为25个。上述三个区间的城市数量在监测的169个城市中占比为59.17%。

而亳州、达州和淮北的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则超过700人/医师,淮北更是高达845人/医师。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健康的投入将日益增大,诊疗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同时,人口增长、寿命延长以及收入水平改善都会推动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增长。

第四部分,“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的特征

(一)南方城市领跑绿色指数

《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报告显示,深圳以92.6的绿色指数得分摘得桂冠,厦门和贵阳分别以90.4和90的得分排名第2位和第3位。

数据显示,深圳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544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6.0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15;人均能源消费量为11.0万吨标准煤;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7.5。

厦门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948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1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4;人均能源消费量为6.9万吨标准煤;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5.2。

贵阳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309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7.7平方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38;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6万吨标准煤;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8.8。

可以看出,绿色指数排名前三的城市,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人均能源消费量、环境噪声声效等级等指标方面各有优劣。例如,深圳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厦门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能源消费量方面排名靠前;贵阳则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能源消费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根据标准排名的评价方法,绿色指数在85~90之间(不含90)的城市数量为11个,其中进入绿色指数前十的城市为深圳、厦门、贵阳、海口、福州、重庆、昆明、北京、青岛和珠海。

绿色指数在80~85之间(不含85)的城市数量为19个:上海(84.7)、宁波(84.5)、南京(84)、杭州(84)、舟山(83.6)、佛山(82.7)、苏州(82.5)、绍兴(82.5)、天津(82.4)、丽水(82.3)、大连(82.1)、南宁(82)、张家口(81.7)、衢州(81)、中山(80.8)、常州(80.6)、嘉兴(80.6)、拉萨(80.1)、东莞(80)。

绿色指数在75~80之间(不含80)的城市数量为19个:黄山(79.6)、秦皇岛(79.5)、承德(79)、无锡(78.9)、金华(78.6)、武汉(78.6)、镇江(78)、长沙(77.5)、合肥(77)、惠州(76.9)、扬州(76.6)、南通(76.6)、日照(76.2)、成都(76)、呼和浩特(75.9)、沈阳(75.8)、潍坊(75.7)、济南(75.5)、西宁(75)。

绿色指数在70~75之间(不含75)的有4个城市,分别为郑州(74.8)、西安(74.8)、连云港(72.6)和乌鲁木齐(72.1)。

在《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中,北方城市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仅有北京、青岛进入前十。上榜的北方城市为16个,在上榜的56个城市中占比为28.57%,这些城市是:北京、青岛、天津、大连、张家口、秦皇岛、承德、日照、呼和浩特、沈阳、潍坊、济南、西宁、郑州、西安、乌鲁木齐。

(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

在《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中,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较大,排名第15的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64183元;而排名第33位的承德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为19677元,不及上海的三分之一。

承德与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了44506元,两者的差距略高于金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4个一线城市中,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遥遥领先,超过6万元,深圳也高达57544元,而广州仅为43001元,在《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中位居第23位。

造成上述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导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尽相同。

从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大幅度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从一二三四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总体远高于二三四线城市。

一般而言,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城市,经济越发达,对优势资源的吸附力越强,进而形成一系列的正向效应,不过这类城市也可能遭遇难以支撑人口超负荷增长的问题;而此项排名靠后的城市则有必要在调节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多下功夫,比如出台人才引进的利好政策、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三)城市绿地面积仍需增加

城市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和城市环境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园林绿化关系到每一个居民,渗透到各行各业,覆盖全社会。

中国城市的园林绿化水平自2001年开始迅速发展,一方面,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住舒适感和房地产消费升级的需求刺激园林绿化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国家城市规划政策和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标准也让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重视园林营造,这是城市园林发展的外在动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约为14.01平方米。尽管如此,在《2019中国绿色城市TOP50》榜单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低于14.01平方米的城市仍高达25个,在56个上榜城市中的占比为44.64%。

其中,拉萨、长沙和上海成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小的3个城市,上海仅为8.2平方米。

在该项指标中,承德以24.5平方米拔得头筹;东莞位居第二,为24.2平方米;广州夺得第三,为22.7平方米。

近年来,承德市狠抓造林绿化。2017年承德市新增造林绿化63.7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7.67%,中心城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4%。

尽管中国的城市园林绿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均绿地面积为20~40平方米,甚至高达60~70平方米。因此,中国城市的园林建设仍有可提高的空间。

(四)空气质量显著提升

在《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榜单中,排名前八的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均低于4,其中深圳3.15,厦门3.74,贵阳3.38,海口2.49,福州3.19,重庆3.95,昆明2.95,北京3.6。

而从第45位的潍坊到第48位的西安,其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均超过5,分别为潍坊5.17、济南5.34、西宁5.21、郑州5.77、西安5.44。居第50位的乌鲁木齐空气质量指数为6.43。

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并指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为此,各个城市围绕“蓝天保卫战”多管齐下,通过一整套“组合拳”强势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具体方式包括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实施重大专项行动,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等。

(五)能源消耗量较大

对比《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中56个城市的数据发现,仅有3个城市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超过了10万吨标准煤。这3个城市是深圳(11吨标准煤),苏州(10.2吨标准煤),无锡(10.3吨标准煤)。

而张家口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2吨标准煤,不足能源消费量最大城市深圳的1/5,而排名相近的南宁和承德也均不超过2.4吨标准煤。

《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显示,32个上榜城市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超过5吨标准煤,其中天津、武汉超过7吨标准煤,上海、长沙、杭州、北京、广州、南京、珠海、苏州、无锡和深圳等10座城市均超过8吨标准煤。

综合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城市,其人均能源消费量也相对较高。例如,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544元,人均能源消费量为11.0吨标准煤;厦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948元,人均能源消费量为6.9吨标准煤;而贵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309元,人均能源消费量为4.6吨标准煤。

如今,不少城市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以厦门为例,近年来,厦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已从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变为主力军。根据规划,厦门将加快构建高能级的新经济产业生态。为此,厦门市发布了《关于促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若干措施》《推进平台经济加快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支持环东海域新城新经济产业园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列新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和行动计划,加快推动区块链、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

尽管能源消耗总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随着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和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中国各城市的能源结构必将进一步优化,能源绿色发展也将取得重大进展。

(六)九成城市的环境噪声等级超过50

在56个上榜城市中,张家口、东莞和承德3个城市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数据缺失,其余53个城市中仅有拉萨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低于50,为48.2,堪称最安静的城市;而只有中山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超过60,为60.4。

此外,环境噪声声效等级超过55(含55)的城市为21个,占比为37.5%,其中包括深圳、厦门、贵阳、海口、福州、青岛、广州、上海、宁波、杭州、武汉、郑州和西安等大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在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的环境噪声声效等级为53.2,远低于广州(55.3)、上海(55.7)和深圳(57.5)。

近年来,为持续改善声环境质量,各地不断加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并取得积极成效。

比如,北京市不断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政策建设,积极开展地方性标准的制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部门协调机制。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为全市噪声污染防治监管提供了基本依据;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建委、生态环境部门、城管和属地街道、乡镇的职责。

目前,北京市已基本形成了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督、各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其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工业和社会生活中固定源噪声监管,并牵头负责各类噪声监测;公安部门负责社会生活噪声监管;住建和城管部门负责施工噪声监管;交通部门负责各类交通噪声监管。

此外,上海市持续推进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管理,并应用新技术开拓噪声管理思路;重庆市制定了连续三年的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推进施工噪声专项整治和商品房噪声污染公示;武汉市明确部门职责,聚焦热点开展专项整治,通过部门联动综合执法提高处理能力,引导市民自治;南宁市开展环境噪声整治,严控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第五部分,结束语

放眼全球,国际社会关于“绿色城市”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

2000年,美国学者蒂姆西·比特利在总结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城市化”的发展理念。

200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旧金山举办世界环境日庆典活动,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绿色城市宣言》。

2006年,“第二届亚洲人居环境国际峰会”在日本福冈召开,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绿色亚洲人居宣言》。

关于绿色城市,《绿色亚洲人居宣言》提出,绿色代表生命、健康和活力,代表节约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城市不仅应注重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而且应注重人类健康和文化发展。

综合来看,绿色城市应当具有四方面的内涵:一是资源节约,二是环境友好,三是生态宜居,四是文化传承。

未来10~20年,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及其生产消费需求,与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的矛盾或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城市建设必须沿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安全宜居、充满活力的绿色城市方向前进,加快绿色发展。

然而,绿色城市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从发展理念、规划设计、体制完善及政策配套等方面实施全方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关键是坚持好“五大统筹”:要统筹好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以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以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以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以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好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以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总之,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坚持集约发展,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才能让城市发展更可持续更宜居。

为此,中国投资协会、瞭望周刊社《环球》杂志、标准排名和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调研编制了《2019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报告,一方面通过相关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真实反映各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为城市的决策者及相关投资者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希望各个城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市民生活质量及城市竞争力。